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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山巍巍铭医魂——记一代陇上名医杜希桥
 日期 : 2019-05-05  文章来源 : 定西日报  字号 : [  ] 视力保护色:

  姑父杜希桥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作为陇上一代名医,他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至今还在陇西及周边各县人民的口头传颂。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他慈祥的音容和严谨的生活态度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与心灵里。
  杜希桥,字仲傥,汉族,民主人士,生前曾当选过中华医学会甘肃分会会员、陇西分会理事、陇西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出席过甘肃省政协代表大会,生活困难时期享受过政府的特殊供应卡,有关机构誉为陇西名老中医;1901年11月28日生于陕西华阴县一个穷人家庭,1982年7月15日病逝于甘肃陇西县,享年82岁。
  姑父十多岁时因跟随父辈来甘肃谋生而定居陇西,从此开始了他钟爱的中医药事业。六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在防病治病、解除病人痛苦、保障人民健康、钻研并提高中医药理论、发展陇西的中医药事业、推进社会进步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从我记事起就和姑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原因是:我们两家是嫡亲,住的地方近,前后不过二百米。我是一个穷孩子,一头痛脑热,我母亲总是领着我去姑父家找他看病,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进姑父的家门,姑父总是热情招呼,嘘寒问暖,并在问明来历后,立刻放下手中的书,给我把脉看病写处方,嘱咐我生病时注意的事项。每次出门时姑母总是送我们娘俩到大门口,并从大襟的衣服口袋里掏出零钱递给我母亲让给我取药。
  随着年龄的增长,姑父的形象逐渐在我的头脑里清晰起来:单薄的中小身材,清瘦的脸庞上留着几缕汉族人的山羊胡须,从现代人的标准来看,是一个无力型的体质,但是他的脸色红润,透着一种健康的光泽,一双慈祥的眼睛炯炯有神,似乎有着无限的穿透能力,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底气十足,操一腔陕西关中口音,给人一种知识型、善良型长者的大家风范。
  渐渐地,母亲不光是领着我去姑父家看病,逢年过节也常常带着我去走动走动。记得一次在姑父家,姑母陪着母亲拉家常,姑父躺在帆布做的躺椅上看书,我闲着无事,被屋子里靠墙放的几十个好看的青花和黑釉色的坛坛罐罐吸引住了。出于好奇心,趁大人不注意时,我便上前先用手在外面抚摸,然后揭开盖子伸手去里面抓,我当时认为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宝贝,结果尽是一些草叶、树皮根、干果之类的东西,正当我失望之时,母亲看到了我的举动,大声呵斥我“不要乱动”。随着母亲的声音,姑父和姑母的眼光也向我投来,这时的我尬尴极了。面对眼前的情景,这时的姑父先是哈哈一笑,温和地对母亲说:“不要吓坏了孩子。”然后放下手中的书,起身向我走来,摸了摸我的头,接着打开了几个坛坛罐罐的盖子,对我说这些都是治病的中草药,并且他把手也伸进了坛罐,抓出里面的药一一向我介绍:“这是麻黄感冒后发汗用的,这是杜仲治腰病用的,这是黄芪补气用的,这是枸杞补身体的……”说完几种中草药名和其作用后,姑父又摸了摸我的头,转身坐到了躺椅上,对母亲说:“孩子好奇心强,要多引导,不要打击求知的积极性。”当时我吓得没有再敢说话,老老实实地站在母亲的身旁,直到离开姑父家,但是姑父慈祥和善平等待人的形象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深深扎下了根。
  回家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发生的事就像一颗石头投进了静静的湖水里,泛起了阵阵的涟漪,一圈一圈地难以平复,于是我向母亲提了一个问题:“姑父为什么总是看书,并把普通的草草叶叶研究得那么透彻,把它变成对人必不可少的良药,学问,怎么那么深?”母亲沉思了一会儿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
  原来姑父到陇西后,先在一家药铺当学徒,靠着他的天资聪颖勤奋刻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且下工夫钻研《中医学》《中药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此后,他办起了字号为“裕厚森”的药铺并坐堂行医。他的医德好,富人穷人一样对待,医术精,治好了一大批人的疑难杂症,成为陇上的名医,当时作为对社会有贡献的贤达人士,还被选为旧县参议会的参议员。
  解放后特别是在1954年,姑父作为陇西中医界的代表,在赴兰州参加了“甘肃省中医代表大会”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下定了振兴陇西中医药事业的雄心壮志,以自己苦心经营的“裕厚森”药铺为基础投资(固定资产1300元,药品1000元),联络陇西名医杨丹山、何佩成等人,于1955年成立了“陇西县第一联合诊所”,为中医界带了个好头。那时的诊所可谓门庭若市,非常红火,他经常早出晚归,超时应诊,往往下午一点多、晚上八点多才回家吃饭。
  1956年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将联合诊所合并到县医院,组建了陇西县医院的中医科,从此陇西才有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性医院。
  他在中医学范围内样样精通,内外妇儿无所不能,解救了无数病人的痛苦,在妇科方面尤其特长,治好了多少不能生孩子妇女的疾病,使这些家庭又充满了欢乐。光我母亲领着去姑父家治好的穷亲戚妇女并生了孩子的就有二十多个,但当时的报酬仅仅是一篮土豆或水果而已。
  从此姑父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越来越高大,坐诊行医理所当然的成了我儿时为之奋斗的理想。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至今留为憾事。
  时光大约到了1963年,一天姑母来我家串门,一进门我就发现姑母的神色不对,阴沉着脸不说话,眼角还挂着泪痕,一直平和善良的姑母,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在我母亲的一再追问下,姑母才道出了原委。
  姑母和姑父吵架了!
  原来是姑父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哥学业相当优秀,参加那年的高考,按成绩应上重点高校,但由于姑父解放前当选过伪参议员的原因,政审未能通过落榜了,只好上中专档次的陇西师范。姑母为这事伤心极了,把姑父数落了几句,说他那时为什么那样糊涂,当一个医生混口饭就行了,还参加什么“参议会”。当时姑父没有吭声,她气不过就来找我母亲诉苦。说完又抽泣起来,我母亲劝了劝姑母,说:“只要孩子健健康康就好,不要管什么大学不大学的,有学上就行。”姑母终于止住了哭泣,天也黑了,母亲便和我将姑母送回姑父家。
  到姑父家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姑父一个人躺在他的躺椅上唉声叹气,手里也没有拿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姑父没有拿书的形象。
  姑父姑母一生育有六子一女,个个品貌端正,学业优秀,但由于大儿子政审落榜伤透了心,忍痛割爱做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决定:让当时正上初中,学业极其优秀的二儿子,我的二表哥终止了学业,作为名老中医学徒走上了医学之路;三表哥长我三岁,才华横溢,学业出众,小学时当了多年的少先队大队长,同样也是因姑父伪参议员的事,一生也没有摆脱建筑工人的命运,这个职业还是靠姑父行医的人缘关系得来的;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其余三个表弟碰上了好时代,凭着自己地努力,考上了各自的大学。
  文革期间姑父和家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姑父丝毫没有怨言,仍然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名老中医的职责,拄着拐棍坚持到县医院坐诊,千方百计地为病人服务。那时中医科的几个医生中,他的病人是最多的。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已参加了工作,有了公费医疗,看病不用再往姑父家跑,直接到县医院挂号,去姑父的诊室看病。那时找姑父的病人多,需要排号等待较长时间,对我姑父也不例外,同样也要挂号等待。趁着等待的时机,我便仔细观察了姑父诊疗病人的过程。
  姑父招呼病人坐下后,先是用他锐利的眼神观察病人的肤色一至三分钟,然后用自己的左手拉着病人的右手放到脉枕上,用自己的右手指在病人的手腕上号脉二至三分钟。号脉时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微闭双眼,病人的右手腕的脉号完后,还是用自己的左手拉病人的左手到脉枕,用自己的右手指号脉,重复上面过程,其后他才睁开眼睛,询问病人的症状,又沉思二分钟左右才开始给病人开处方,开完后给病人讲服药后的症状和应对方略,以及注意事项等。下一个病人又是如此,不厌其烦。
  看着看着我发现姑父开的处方中,补中益气汤出现的几率很高,大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消化道的疾病和呼吸道的疾病也同样用这个方剂,只不过是加减而已,对此我感到迷惑不解。为了解开这个谜团,那天我一直等到姑父看完所有的病人,在回家的路上向姑父提出了我的疑问,他听完后又是哈哈一笑,对我作了如下解释:“祖国医学贵在辨证施治,方剂之中重在加减,一个医生一生中能用活用好十个方剂即可,贪多用不活用不好也是枉然,关键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治好病,使其健康为原则。”姑父的这段话,尽管我不能完全理解,但我隐隐之中感觉到他对中医学的感悟和应用、积累和创新,已达到超凡脱俗的地步,是普通医生根本无法想象的。
  姑父在长期钻研中医学和行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医术风范。“救死扶伤,济世活人”是他毕生的座右铭,“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易大而心宜小”是他对待行业业务技术的标准,行医精、僻、谨慎是对待每一位患者的始终态度,一视同仁、有求必应、有难即济、不分昼夜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孜孜不倦、学到老用到老、开卷有益是他一生的治学之风。他崇拜张仲景,常说“走马治伤寒”,但他不拘泥于一家学说,博采各家之长,是他精湛医术的根基。他一生崇尚为病人服务的原则,曾在教导后辈时说:“有病了就是有难了,做医生的要有救苦救难的思想。”这是他医德高尚的根源。
  从他所留为数不多的医案中,摄取几例可以看出他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的风范:
  1944年有一支奔赴抗日前线的部队路过陇西时发生了瘟病流行,全团好多人感染了此病,姑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用一口大锅煎中药汤剂治疗,并给没有感染病的人也喝一点,起到了即治疗又防治的目的,很快控制了瘟病。部队送“济我国魂“锦旗一面。
  文峰镇卅铺牟某,长期患病、久治不愈,经姑父应用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的非常规治疗原则,采用大辛大热的肉桂附子炮姜固阳固本而获救(此人仍健在,已90多岁)。
  和平乡一妇女,婚后十年未育,突发现小腹部有一肿块,经检查确定为子宫肌瘤,因本人不愿意手术治疗而求中医诊治,姑父采用“助阳通经活血化瘀”的原则治疗,半年后该妇女怀孕,后生两女,痛也消失。
  像这样的病例数不胜数。
  时光到了1982年的端午节,当时我在定西工作,回家和母亲过节,母亲告诉我姑父病了,让我去看望一下,傍晚我拿了点小礼物去了姑父家。
  一进大门,看到姑父在院子的大树下,躺在他专用的躺椅上乘凉,手里拿着一本《蒲辅周医案》在翻阅,脸色煞白,但精神尚好。
  寒暄一阵后,姑父一反常态,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一生行医治病救人总是忙,无暇将我对祖国医学的体会和心得记述下来留给后人,今天自负地讲,我的一些东西并不比蒲公的差。来不及啦,憾事!憾事!憾事!”说着他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
  这时的我内心深深地自责,为什么当初没有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跟着姑父学中医学,把姑父一生总结的医学精华记录下来奉献给社会。
  几个月后回家,母亲告诉我姑父去世了,丧礼既简朴而又隆重,陇西各界都有人参加,但最多的是亲戚们都不认识的城乡农民。据当时社会上人讲,姑父的丧礼是陇西继阎翰林之后人数最多的。
  适逢第二天是姑父的“百日祭”,我便前往吊唁,望着简易灵堂上姑父慈祥的照片,我百感交集,写下了以下几句话寄托心中的哀思:
  一代大师出寒门,
  勤奋聪颖功业成。
  渭水滔滔传嘉德,
  陇山巍巍记厚恩。
  人生百岁有尽时,
  精神千古留清芬。
  憾事已随秋风去,
  子孙自会达君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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