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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陇西文化 
一中岁月
 日期 : 2019-05-05  字号 : [  ] 视力保护色:

作者:林汉文

 

  转 学

  1981年春季开学,也许受在陇西一中补习一年后考入陇西师范上学的大哥影响,父母托在陇西县电影院工作的乡亲再找一中认识的老师帮我进行转学。当时转学要统一报名进行考试,根据成绩择优转学插班。如果成绩落后,后门再大也转不进来。我当时在家乡陇西县马河公社杨营八年制学校上初二,在那个小天地里,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前一二名,最差也保持第三名。但听说想往一中转学的全县乡下学生很多,竞争非常激烈,心里非常紧张担忧,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名考试。记得只考了语文、数学两门课程,考得很失败。自知转学无望,就灰溜溜跑回乡下,装作病愈回校上学。不料过了几天,在电影院工作的乡亲托人捎话,说自己成绩还可以,达到了一中转学成绩,通知我赶快来一中报到上课。但由于当时的通信技术落后,从县城到我所在的村庄,送一封信要10天左右,拍电报要几元钱掏不起,只好采用接棒传话的办法捎话带信。好在当时社会风气好,只要答应带话,就不失言,千方百计要把话带到,就是你传我、我传他,一路耗费的时间太长。

  认识一中

  南大街陇西县政府招待所斜对面就是陇西一中校门。走进校门,大路右手是操场,北边尽头是舞台,整个操场比大路路面低半米。左手是几排平房,夹在几排平房中间的是破旧的文庙大殿,每当踏着嘎嘎作响的木楼梯走进殿内,看着斑驳陆离的壁画、残缺不全的门窗,听着风吹悬吊着的糊顶棚的破纸条籁簌的响声,再加上有同学说殿内地下有很长的防空洞,觉得阴森可怕。心想:这些年轻教师,特别是刚毕业分配的年轻女教师晚上不害怕吗?几排平房教室呈丁字型布局,靠西面又是一排平房,以中间通后勤院的路为界,靠北边是教师办公室,靠南面是学生宿舍。校园西北角是食堂,东北角是教师宿舍。北靠邮电局有五、六间砖木结构平顶房,房前有个牡丹园,学校师生戏称为陇西一中的“中南海”。牡丹园前有一呈平躺“工”字型的大教室,两头分别是办公室和教导处。中间大教室好像是会议室,后来因教室紧张,用作补习班教室,能容纳100多人,缓解了全县想上大学而没地方复读的高中生的苦恼。还有部分教师住在进校门第一二排的平房内,当时学样校舍紧张,办学条件可以说是筚路蓝缕,非常艰苦。

  适应新学校

  初来乍到,难免要经过或长或短的适应调整期。我们乡下学校一般是用一周时间报名,一周时间到定西或陇西新华书店取书,往往最后取书又缺这少那,等调配取全,拿书上课常常推迟到第三周甚至第四周。
  办完各种手续,插入一中初二(2)班上课。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傻眼了。一是乡下不开英语课,上英语课除汉话外,一句英语听不懂,干着急,没办法;二是数学已经上到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而我还连一元二次方程都没来得及学,上数学课也抓耳挠腮,猴急火烧,接不上茬,理不出头绪。数学老师一提问,胆怯加不会,被老师奚落一通,越发自卑慌乱,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产生了重回乡下读书的念头。人一旦产生某种念头,就开始心神不定,一听见公共汽车的鸣叫,就想象坐上汽车到文峰,再坐火车回家乡。好不容易熬到周六回家,诉说了自己的苦情。父母为难地说,好多学生进不了一中,你转入一中不容易,再说回来怎么好意思进原来学校的大门。自己冷静一思考,也是,就义无反顾带上二十斤白面、二十斤杂面,又回到了一中。
  坚持就是胜利,总算渡过了短暂的适应期,融入了新的集体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好问和苦学,除英语外,各科课程赶了上来,中期考试成绩已位居前列,也开始和城乡同学正常相处,走出了封闭和胆怯,赢得了纯真和快乐。

  苦乐生活

  当时乡里孩子到一中上学生活是比较清苦的。如果家里有人工作,拿钱和粮票可以兑换食堂饭票,也可以购买菜票,而不用背着沉重的或白或黑的面粉以步代车、逃票坐火车、省钱坐汽车。
  周一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排队验收换饭票,每斤面还要缴纳少量的加工费。缴面换票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灶上大师拿着类似粮站工作人员拿的二尺多长的尖嘴空杆铁棒插入面袋,查看是不是在中间或底部白面里掺杂黑面,杂面里掺杂麦麸,有时验面师傅总以白面不白或杂面不纯等种种借口拒绝兑换饭票,那就意味着有面无票吃不了饭。那时上灶学生普遍不生火做饭,可想而知,缴面时提心吊胆的紧张心情。
  灶上针对学生主要提供白馍、黑馍(包谷面高粱面发糕)、炒菜、臊子面、一锅甜面饭或酸面饭。打馍只要细粮票或杂粮票,炒菜一份有三角、二角、一角的,菜里也是分成有肉、有植物油、无肉无油三种类型,大多数学生吃二角、一角的。臊子面四两细粮票二角菜票,主要是学校教师和部分干部工人子弟食用,一般学生只能看在眼里馋在心里克制在嘴里;一锅甜面饭有两种,四两细粮票一角菜票的里面有豆腐、豆芽、白菜、粉条,大多数学生食用;四两细粮票五分菜票的里面只是清水煮萝卜土豆和面片,那肯定是家庭困难学生食用的。隔天只要四两细粮票的酸饭,全校统一食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生活情况慢慢好转,大多数人已能吃饱肚子,但普遍缺钱,无法给他们在城里读书的孩子手里塞更多的钱,他们的孩子只能是早上白开水下黑馍、中午白开水下白馍,晚上吃一碗五分钱的甜面饭或纯粹的酸面馍。就连这样的伙食,也要精打细算,不能畅开肚子吃饱,怕有时撑不到周六或家中无钱也借不到钱的时候。往往周六回家,长期在半饥饿无肉油的状况下形成的消化系统,适应不了肉油丰富的家中好饭好菜,上吐下泻。
  还有一件趣事,令人难忘,包含着同学的纯真和友谊。每次回家拿回学校的馍馍,没几天就发霉变坏。父母想了一个办法,用农村炒熟的油麦、麻子、党参杂碎、甜菜根子混合制作了炒面,干燥不霉变,存放期长,叫我背到学校充饥。有天中午,我粮空菜尽,在教室拿炒面下白开水充饥时,被黄辉、赵峰看见。他们是113厂职工子弟,没见过炒面,觉得很香,硬要拿家里带的大米肉菜饭换我炒面吃,我不好意思,觉得人家大米饭那样好吃值钱,我的炒面又那样廉价,不是等价交换,怎能占同学便宜,就大方地说:“那东西我背了半面袋子,你们放心吃,有的是,不用拿你们的来换。结果他们说如我不吃大米饭,他们就是再想吃炒面也不吃。”最后,我狼吞虎咽将大米饭吃了个精光,他们也过足了吃炒面的瘾。只不过在吃炒面时不小心呛着,炒面喷出用手摸在了脸上,像个大花猫。下午上课时,班主任陈万祥老师惊奇地问到,黄辉、赵峰,你们在哪儿玩得脸上那么多土?他俩说是林汉文的炒面呛的,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乡下孩子到一中就读,除过吃不好,还睡不好。一个宿舍一排大通铺,要睡十四五个人。冬天怕冷,二三个合伙相抱取暖睡觉,铺一床被子,盖一两床被子。通常下晚自习后,先要去操场打一阵篮球或在宿舍里排队练二起脚,热身后喊一声“预备、上床”,就钻进被窝。有时起床,探出头来,看到透过窗子的雪花会在被子上漂落,薄薄一层。记得有一次,正在月光下打篮球,改完作业的史祯老师也路过加入我们,打了一阵劝导我们赶快回宿舍休息,他自己也回家去了,记起这一幕好亲切温暖。到了夏天,由于调皮学生嫌晚上上厕所远,就直接尿到地上,宿舍里臊臭难闻,再加上说话吵嚷,影响休息。我干脆下晚自习后,抱起薄薄的被褥,将课桌拼在一起,在教室里呼吸着新鲜清新的空气酣然沉睡,第二天早早起来,摆好课桌,又把被褥抱回宿舍。当时学校正在修建后来拆掉的学校东南角的三层教师宿舍楼,操场上堆着从宝凤乡辽西河拉来的白净细沙,操场边上有一行葱葱郁郁的小白杨。每天吃过简单的午饭,就跑到沙堆上,头枕树下阴凉处,躺在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白沙上,仰望着蓝天白云,做着小小少年的各种美梦,含着时伤感时莫名的情绪,在享受“日光浴”的舒适里安然睡去,有时直睡到晚上六点左右,被鼓楼上高音喇叭里嘹亮的播音声惊醒。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天当房子地当床,适者生存不怕羞;身安体健方为本,那个学子不受苦。那堆细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的“外婆的澎湖湾”。

  转自:《定西日报--西部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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